加州阿拉米達郡（Alameda）高等法院判決書（案號五四○五八五－九）
原告：李常受等人
被告：尼爾達迪等人
本案循序進入審理階段，被告尼爾達迪（Neil T. Duddy）因未出席，故作為不抗辯案件處理；又被告Schwengeler-Verlag因對原告之第一修正案及第一補充申訴狀未提出答辯，故作為不出庭案件處理。此審理雖未經抗辯，但本庭認為原告已提出充分、可信的證據，且對原告所提出之證人的水準與資格，殊感印象深刻；此外，本庭也獲得充分機會質詢並反詰證人，以確定事情真相。不論被告是否出庭，法院對有關憲法第一修正條款權利之案例原當如此行。庭上想要檢視或詢問的事，沒有一件不如願。再者，原告所提出的證據，都由合格之專家證人所提供的獨立證據得著證實。因此本庭判決，以下各書─在美國出版尼爾達迪之《神人》原稿（證物一號），Schwengeler-Verlag在歐洲出版之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證物三號），以及在美國和英國發行，由校園團契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出版，尼爾達迪及偽靈剖析會（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合著之《神人─李常受及地方教會之評析》（證物五號），其主要部份均屬虛假、毀謗及僭越法定的合理權利，故此乃為誹謗（加州民法第四十五條）。
此外，法庭又判決：
一、被告之上列出版物製造一種印象：李常受（Witness Lee）與傅理門（William Freeman）乃是邪教領導人，安那翰教會乃是邪教。凡為造成此種效果之明言或暗示均為虛假的與毀謗的。
今日一般所領會之「邪教」，乃是一種集權，操縱社會性之影響，為要控制群眾，以達到偏激的目的（心理學家及富勒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 心理學教授，馬若黎 [ H.Newton Malony ]博士證詞）。瓊斯和人民廟堂即是邪教領袖及邪教的典型（美國宗教研究所主任，美國宗教百科全書作者，研究「新宗教」的權威，梅爾敦 [ J. Gordon Melton ] 博士證詞，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審理記錄第二十、三十九、九十二頁）。
被告尼爾達迪的宣誓證言 （第七三八至七四○頁，七八二頁），以及賽阿（James Sire─校園團契出版社編輯，以及偽靈剖析會咨詢委員會委員）的宣誓證言（第五冊，三五四及三五五頁），均指明作者及出版商明知他們的出版物會傳達此種印象，也知曉讀者按一般推理會如此領會。專家證人的證詞都證實此點。
本庭判定此等對原告的陳述乃是虛假的與毀謗的，以下專家證人的證詞均支持此點：梅爾敦博士；底特律大學沙禮巴（John Saliba）博士─耶穌會神父，新宗教研究與「反邪教」組織專家；葛逑思（Eugene Van Ness Goetchius）博士─聖公會牧師，與哈佛大學有關聯之聖公會神學院神學教授；史達克（Rodney Stark）博士─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及馬若黎博士。這些專家一致作證，原告李常受系基督教教師和傳道人，安那翰教會（及所有地方教會）系福音派基督教團體；原告傅理門亦同樣為基督教教師和傳道人。
本庭判定被告等明知所言均屬虛假，而故意製造原告等此種邪教的形像。專家證人證詞均支持此項判決。達迪的證詞亦說，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刊登廣告將李常受與瓊斯相提並論，是不公平的（達迪，第七八四至七八五頁）。
二、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原告等從事或提倡以欺騙手段吸收人到地方教會中，此等陳述乃是虛假的與毀謗的。
達迪意圖向讀者傳達，李常受的教訓使會友說謊、欺騙，並以欺騙手段引人加入他們的團體（達迪第四三三至四三五頁，五三○至五三一頁，七五四、二一五五、二一五七頁）。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
本庭判定此類陳述系屬虛假不實，有當今會友的證詞為支持。馬若黎博士（研究入教過程專家）連同他對地方教會現時及已過會友的調查（證物二十四號），也一致證實地方教會並無此種欺騙行為。
所有證人均證實，地方教會並無被告出版物中所明言並暗示之秘密信仰。因此，凡此陳述全屬虛假與毀謗。
出版物中所報導有關此類行為的主要「個案歷史」，系「辛亞」或「利百加」的個案，此人真實姓名為梅尼克辛蒂（Cindy Meinecke）。
梅尼克太太在審訊中指證該故事大部份不實，且被告所指為「實情」的事件，亦幾全屬虛假，所指稱迫人加入他們團體的洛克士多（Son Rockstroh）也證實此虛假。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以上陳述或暗示時，若非明知其為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被告達迪承認，彼並未查核對證過任何實際涉及「個案歷史」的主要當事人（達迪證詞[以下簡稱「達迪」] 第五四九、九五七、一○四九頁），也未向可查詢的資料來源查證其資料是否正確（達迪，第九九○至九九一頁，九九四至九九五頁，一○一六、九六三頁）。不僅如此，亞歷山大（Brooks Alexander）（偽靈剖析會創辦人之一，及所有出版物作者之一 [ 達迪，第二四八、一一六九頁；亞歷山大，第七十九頁]）和賽阿作證，他們未見過任何有關辛蒂或利百加所陳述的文件。（亞歷山大證詞[以下簡稱「亞歷山大」]第一六○四頁；賽阿證詞[ 以下簡稱「賽阿」] 第六冊，四八四頁）。亞歷山大承認，他雖然懷疑達迪調查事實的能力（亞歷山大，第一六○五至一六○六頁，一六一○至一六一一頁），也擔心提供達迪資料者的真實性（亞歷山大，第一六一○至一六一一頁），但他並未查核過達迪作品之確實性（亞歷山大，第一四二四、一五二七頁）。史達克博士證實，達迪對於辛蒂事件也未作過任何考證。史達克博士說：「這是一種最惡劣的謠言販賣。」（紀錄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
史達克博士（「洛夫蘭─史達克模式」作者之一）作證，達迪使用洛夫蘭─史達克的宗教入教模式，來解釋地方教會吸收新會友之作法時，並未正確陳明該模式。史達克說，達迪「略過該模式中的每一重點，而說出一些與該模式所陳明完全相反，幾乎是窮凶惡極的斷言」（紀錄第一六二頁）。史達克博士說，假若達迪真正讀過他對該模式的說明，他就必須斷定達迪的誤傳是「惡意的」（紀錄第一六三頁）。馬若黎博士也批評達迪誤用史達克的入教模式，並說被告陳述地方教會吸收新會友的作法有所邪惡，以及在性質上與其他基督教教派不同，這個說法是不確實的。
三、被告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李常受以「鐵杖」或「強硬手段」管轄地方教會，這是虛假和毀謗的。
達迪意圖向讀者表達，李常受實際上是個獨裁者，控制地方教會生活中太多的細節（達迪，第二○○四至二○○五頁），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
本庭判定此事虛假，乃是根據原告及其證人的證詞，證人包括梅爾敦博士、沙禮巴博士，以及馬若黎博士連同他對現時與以前會友的調查（證物二十四號）。梅爾敦博士作證，根據他本人的調查，李氏在地方教會中的地位乃是傳道人與教師，而不是像那些出版物所斷言的，運用「行政權力，如同君王一般」，這樣的教權制度並不存在（記錄第三十九頁）。馬若黎博士的調查結果（證物二十四號）與梅爾敦博士的證詞一致。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以上陳述時，若非明知其為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證據顯示作者和出版商歪曲李常受的話語，為要製造一種印象，即李常受對教會的事務以及教會會友的生活，施以徹底且不容抗拒的控制。布克裡（Jack Buckley）（《神人》初版作者，「偽靈剖析會」會員，達迪和「偽靈剖析會」將其作品轉載於被起訴的刊物中）承認，引自李常受作品中的話，乃是斷章取義，加以誤用，而使李常受在那一方面的教訓造成不實的敘述（布克裡的宣誓證詞[以下簡稱「布克裡」]第七二八至七二九頁，七四一至七四二頁，七七六至七六七頁）。梅爾敦博士斷言，就著達迪所受的教育，及其宣稱讀過李常受的著作來說，他這樣一貫地曲解所引用的文句，指明他是故意誤傳（記錄第四十至四十六頁）。沙禮巴博士的證詞也證實，達迪一貫地誤傳李常受的著作，不論在這一點或其他方面都是如此（記錄第一一七至一一九頁，一三五頁）。
原稿進一步證實被告系故意曲解，該草稿上說：
「可靠的來源告訴我們，李本人並未以鐵杖管轄。」（證物六十二號）
草稿的下文也與上述觀點一致，即李常受「並未」那樣施行控制。這句話及上下文事後卻被刪改，以致出版物中所言者，竟與原稿的意義完全相反。
四、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原告等或任何地方教會從事心理操縱，或一般所謂的「洗腦、」「思想改造」等，乃是虛假與毀謗。陳述中說到禱讀及呼求主名的作法，乃是心理操縱的技倆，使人心智遲鈍等等，亦是虛假。
達迪企圖向讀者傳達，李常受與地方教會利用「溫和的思想改造」，叫會友犧牲個人的價值，並從社會中隱退（達迪，第一○九二至一○九三頁），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
本庭判定此等陳述為虛假，有以下各位證詞為支持：馬若黎博士及其調查（證物二十四號），葛逑思博士，沙禮巴博士，以及原告其他證人，包括辛蒂和地方教會會友Steven Johnson博士、Christopher Leu、Herbert Zimmer博士、George Chua博士，和孔珍妮女士。馬若黎博士作證說，禱讀絕不是操縱手法或東方神秘主義的作法，而是對接觸聖經有幫助的作法。梅爾敦博士作證，這種實行不是「技術機械性的、異教徒式的」，它確實要用到心智的功能，不會改變人的意識（記錄第二十五頁）。梅爾敦博士未發現喪失「心智敏銳性」的跡象（記錄第九十一頁）。
本庭判定，被告等做出以上陳述時，若非明知其為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亞歷山大為要描述這些操縱手法而作出附錄。他作證說，他無法提出一個人，曾經告訴他，因該書所說的作法，使他們心智遲鈍。他並未向任何會友詢問這件事，也不知道在事實上，禱讀或呼求主名會消除意識引導的思想（亞歷山大，第一二八一至一二八二頁，一三一九至一三二○頁，一八四八頁）。
五、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原告和地方教會的領袖控制教會會友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勸阻友誼，禁止男女交往，安排婚姻，控制財物的運用，指定信徒居住及工作地點，這些全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企圖向讀者傳達，地方教會中的婚姻是經過安排的（達迪，第二二五三至二二五四頁），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沙禮巴博士作證說，達迪企圖向讀者表達，李常受管轄「就像獨裁者，長老們多多少少象小獨裁者」，「他們控制一切的事物，會友只是一味地服從他們。」（記錄第一二六頁）
本庭判定此事為虛假，有所有證人之證詞為支持，尤其是梅爾敦博士和馬若黎博士，他們的調查（證物二十四號）否定了控制會友生活的說法。
本庭判定，被告等做出上述言論時，若非明知其為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尼爾達迪的證詞指明，他從未在李常受或地方教會的教訓中看到勸阻友誼，禁止男女交往的事，也未見過任何安排婚姻的記錄，也未能記得何人有此記錄（達迪，第一一四五至一一五○頁，二二五六至二二五七頁）。亞歷山大作證，此種安排婚姻的事，並未得著證實。（亞歷山大，第一五八六至一五八七頁）。賽阿不記得有任何證據可證實安排婚姻的指控（賽阿，第五冊，三五二至三五八頁）。傅理門和Steven Johnson博士的證詞，以及其他提出的證據，都證明這樣的指控是虛假的（證物七十號）。
六、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或暗示，李常受和地方教會的長老使會友與社會隔離，禁止或攔阻會友看電視、看報紙、看電影或參加體育活動；這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作證說，他企圖描述地方教會叫會友與地方教會之外的親戚隔離（達迪，第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頁），從社會隱退，與社會隔離（達迪，第一○九二至一○九三頁），讀者按一般推想也會如此領會。
本庭判定這事虛假，乃是根據原告證人的證詞。證人包括梅爾敦博士（記錄第九十五頁）、馬若黎博士及其調查（證物二十四號）、葛逑思博士（記錄第一五○至一五二頁）、辛蒂、Herbert Zimmer博士、Steven Johnson博士，以及Christopher Leu。此外請參閱達迪的宣誓證詞，第一一三○至一一三一頁，一一三八至一一四○頁，以及一一五○頁，他承認沒有這種行為的證據。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上述言論時，若非明知其為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因達迪作證，他沒有這種行為的任何證據（達迪，第一一三○至一一三一頁，一一三八至一一四○頁，一一五○頁）。
七、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或暗示，地方教會的長老締造出不可抗拒之權力的架構，使教會的會友無法成熟地運用自己的信心，肩負自己生活的責任；這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企圖用這些言論向讀者傳達，李常受和「與他合作的人」是社會操縱者（達迪，第八一八頁），他們不與會友商討，就替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決定神的旨意（達迪，第二二五二頁）。亞歷山大作證說，該書暗示教會的長老支配並控制會友（亞歷山大，第一五七一頁）。賽阿作證說，該書的陳述指明，會友被轉移到極權主義和結構的環境裡（賽阿，第六冊，六三七頁）。讀者按一般推理會如此領會。
本庭判定這些陳述虛假，有以下人士的證詞為支持：辛蒂、在審訊時作證的目前會友、沙禮巴博士，以及馬若黎博士對現今及已過會友的調查（證物二十四號）。此外，李常受、傅理門，以及安那翰長老郭汝勒（Eugene Gruhler）的證詞指明，長老們並沒有構成不可提出異議之權力的架構。反之，會友有自由對長老和李常受表示不同意，並且鼓勵會友為自己尋求神的旨意，肩負自己生活的責任。葛逑思博士作證，他個人曾與地方教會會友及其家庭接觸，根據他的觀察，這些會友及其家人，一般來說，都具有成熟且發展良好的品格（記錄第一四九至一五二頁）。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上列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達迪不能想起任一實際地方教會會友，曾經告訴達迪，他沒有為自己作決定（達迪，第一五○頁）。此外，達迪宣誓，他沒有作證過，會友在個人生活重要的事上，不由自己作決定。達迪也不知道會友是否不必請教長老就作這類決定（達迪，第一一四八頁）。布克裡作證說，在「偽靈剖析會」陳述地方教會會友「寧可順服」，也不要「運用個人的判斷與決定」以前，應當作一些調查以支持這種陳述。但布克裡並不知道「偽靈剖析會」曾作過任何這類調查（布克裡，第七七一頁）。布克裡進一步作證，他調查地方教會長老治理的工作，只限於閱讀「偽靈剖析會」提供的資料，及與「偽靈剖析會」的會員交談（布克裡，第七二一頁）。布克裡承認，《神人》引用李常受講論聖靈執事之陳述，系斷章取義，將其誤用以傳達一種印象：長老們有權力控制會友（布克裡，第七六六至七六七頁）。沙禮巴博士證實，這是誤用李常受的話（記錄第一二六至一二七頁）。
八、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及暗示，李常受及其他原告教導並主張的行為，乃是允許或鼓勵教會的會友從事不道德的行為，這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企圖向讀者傳達，李常受的教訓教導人聽從直覺和感覺，絕不要考慮聖經；一個人可以從事性攻擊（包括強暴）、說謊、欺騙，而仍然自稱為好基督徒；你只要遵照裡面的感覺，不必顧到聖經上的話；李常受的教訓助長不道德，不同於一般基督教團體（達迪，第五三一、五六六頁，五六八至五六九頁，六七三頁）。讀者按一般推理會如此領會。
所有的證人不只見證這類陳述或暗示均屬虛假，並且證實李常受所有的著作，都教訓人該有合乎聖經的最高標準道德。馬若黎博士的調查（證物二十四號），加上作者及出版社蓄意曲解李常受話語的證據，都支持本庭的判決。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上述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梅爾敦博士作證說，達迪向讀者傳達的，與李常受論及道德的教訓恰恰相反（記錄第五十九頁）。達迪向人傳達這樣的印象，若非蓄意，即是極度不顧李常受的言論（記錄第七十五至七十六頁），達迪對聖經在李常受教訓中的權威，予人虛假的報導，造成一種觀念，即李常受助長不道德；然而李常受一再地擁護聖經及其道德的誡命（記錄第五十七至五十八頁）。
葛逑思博士作證說，達迪運用李常受的著作時，乃是故意、仔細地誤傳李常受的教訓，包括論道德的教訓（記錄第一四一、一四三頁）。
沙禮巴博士作證說，引用的話乃是斷章取義：「我獲得的印象是，達迪扭曲這些引用的話，來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記錄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被告等自己的證詞也證實，他們作出這些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達迪承認，李常受教導人應當遵守十條誡命，過一種比十條誡命更高超的生活，但他從未告訴讀者，李常受是這樣教導的（達迪，第四○六至四○七頁，四一一至四一二頁）。
布克裡作證說：
「……就著李常受論道德的教訓而言，神人初版所描繪的，是一幅虛假的圖畫。」（布克裡，第八四三頁）
艾德理（David Adeney）─「偽靈剖析會」咨詢委員會的一員，曾任中國傳教士，作證說，他從未看見李常受的著作中有任何教訓允許人撒謊、欺騙或施行強暴，而仍然自稱為好基督徒的（艾德理，第一八三頁）。
九、被告等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原告等或跟從原告教訓之教會會友為「道德侏儒」，根據作者的定義，該詞是指他們的行為低於法律標準；這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再次企圖向讀者傳達，李常受教訓助長不道德之風（達迪，第六二三頁）。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
本庭判定這些陳述虛假，這有布克裡的證詞（布克裡，第七九六頁），以及原告的專家證人和辛蒂的證詞為支持。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這些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梅爾敦博士作證說，達迪不但歪曲李常受的教訓，指稱其教訓的特點是創造「道德侏儒」，而且曲解瓦斐德（Benjamin Warfield）所造「道德侏儒」一詞的用意。梅爾敦博士作證說，李常受的許多著作均與達迪向讀者傳達的意思相反（記錄第六十九至七十三頁）。
葛逑思博士作證說，達迪所指控之「道德侏儒」一詞的合理解釋，是指一個沒有道德的人，對道德欠缺認知與領會的人。他進一步作證說，這樣指控李常受的教訓，或指控跟從這些教訓的人，是毫無根據的。相反的，李常受的教訓所要求的道德規範，比律法的倫理標準更高（記錄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頁）。
布克裡作證說，他讀李常受的著作時，找不出任何證據，叫我們稱那些相信他教訓的人為道德侏儒（布克裡，第七九六頁）。
十、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原告曾公開羞辱會友，以及安那翰教會的一些會友和一個據稱是北加州教會的帶領人，因著原告的行為而住院接受心理治療；這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作證說，他企圖向讀者傳達，李常受經常公開羞辱會友（達迪，第一一五九頁）。賽阿作證說，他看出這些言論有潛在的毀謗性（賽阿，第四冊，九十五至九十七頁；第六冊，五二○至五二一頁；證物六十八號）。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
原告的證據證實，李常受或任何一位原告均無這種行為，而住院治療的事也從未發生過。
梅爾敦博士作證說，他未發現任何羞辱人或住院治療的證據（記錄第九十二頁）。馬若黎博士的調查（證物二十四號），甚至包括已過的會友，也證實沒有這類羞辱人的事。
法院判定，被告等作出這些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達迪從未證實一件住院的事，也無法提出一個據稱曾住院治療者的名字。他沒有文件證明（達迪，第一一六六至一一六八頁），也未覺得應當查證。達迪曾要求所指稱的那位加州教會帶領人，提出宣誓書來支持其言論，卻未能如願（達迪，第一一六五頁）。達迪承認，從來沒有醫學或心裡專家告訴他，有任何地方教會的會友，由於李氏的神學或所謂的思想改造而遭受損害（達迪，第一○八九頁）。
「偽靈剖析會」董事艾伯特（Albrecht）作證說，達迪有義務證實那些指控，也應當設法和那些被指稱住院治療者談話（艾伯特，第一一七至一一八頁）。達迪主要的責任，該是查出那些據稱曾入院治療的人到底是誰（艾伯特，第一一九至一二○頁）。
史檜爾（Squires），另一位「偽靈剖析會」的董事，為本案辯護的負責人，並不知道有任何證據，顯示有一位北加州教會的帶領人，因李常受的行為而住院治療（史檜爾，第七二三頁）。史檜爾最近送出問卷，調查教會會友需要心理治療的事，他不記得有任何回應（史檜爾，第七六○頁）。他不知道有誰曾作過調查工作，來肯定該書在心理學或社會學方面的正確性（史檜爾，第七二四至七二五頁）。
校園團契出版社（I.V.P.）的賽阿，從未收到達迪所提北加州教會帶領人住院治療一事的資料。他也從未見過任何論到此事的記載（賽阿，第四冊，九十七至九十八頁）。
十一、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或暗示，傅理門，或安那翰教會的一位長老，欺騙富勒神學院；這是不實的和毀謗的。不僅如此，該出版物明言並暗示：「這種自我介紹的不坦誠，乃是地方教會所展現的特質」；這也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企圖向讀者傳達，傅理門對富勒的自述，隱藏了一些資料，並不坦誠，而地方教會會友也是隱匿不坦誠的人。達迪聲稱對他們行為的這種描述是正確的，這也代表了地方教會一般的性格與品質（達迪，第四三○至四三二頁，四三三至四三五頁）。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
本庭判定此事虛假，是根據以下各人的證詞：羅貝克（Cecil M. Robeck, Jr.）博士（富勒神學院學術服務部主任，前註冊組組長），以及原告傅理門，連同所提出的證物（證物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號），確定地證實沒有隱瞞、欺騙或不坦誠的事，富勒全體教職員也沒有一位說過這樣的話（記錄第八十一至八十九頁）。這也證明此類指控乃是被告所捏造的。此外，以上的證據，連同專家證人的證詞，證實所有指控地方教會及其帶領人或會友隱瞞、欺騙、不坦誠的話，均屬虛假。
法院判定被告等作出此事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賽阿證實，富勒神學院註冊組的職員說，傅理門已盡量坦誠，無意作不正確的陳述（證物四十七號）。基於那項證據，賽阿將「傅理門─富勒」事件，從校園團契出版社的《神人》一書中抽出。
十二、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原告運用恐懼的策略，或報復的威脅，使會友忠於教會，防止他們離開；這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企圖向讀者傳達，地方教會騷擾並逼迫地方教會以前的會友（達迪，第一七七四、二二三五頁）。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
判定此事虛假是根據原告證人的證詞，包括現在的會友，辛蒂和梅爾敦博士。梅爾敦博士證實地方教會中沒有恐懼策略或威脅。他的證詞指出，會友並沒有被迫違背自己的意願。他們都是自願在教會裡。他們參加地方教會不是被勉強，而是因為在其中有享受（記錄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頁）。
法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以上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十三、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大多數離開地方教會的人，必須另外覓地而居，以逃避地方教會的逼迫」，以及所提此類逼迫的發生（包括恣意毀壞從前會友的住所），皆為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企圖向讀者傳達，大多數離開地方教會的人，必須另外覓地而居，以逃避逼迫（達迪，第八九六至八九八頁）。
判決此事虛假是根據郭汝勒的證詞，他證實以前的會友通常都沒有搬遷。而那些搬遷的人並不像被告所說，因為懼怕逼迫而搬走。郭汝勒的證詞也證實，有些以前的會友事實上又搬回地方教會的區域。他也調查過所有恣意毀壞的行為，不僅發現這些都是虛假的，而且被指稱報導此事的人，都否認這些報導。
法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以上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達迪承認，「偽靈剖析會」中從無一人（包括他自己在內）曾經查詢任何據稱住家遭毀壞的人（達迪，第九二○頁）。
十四、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並暗示，李常受或任何一位原告，對財務處理不當，包括所謂非法使用為建築斯圖嘎會所用的款項，共二十三萬五千美元；這些乃是虛假的和毀謗的。
達迪企圖向讀者傳達，原告可能誤用基金而觸犯法律，並且企圖證明原告在財務上處理不當（達迪，第八二二至八二三頁，八三九至八四○頁，八四九頁）。讀者按一般推理也會如此領會。
判定此事虛假，乃是根據審訊時所提出的證詞和書面證據，證實為著購建斯圖嘎會所的基金，原先已轉給斯圖嘎教會，為著上述的目的（證物六、七號，）惟因在斯圖嘎的交易未能成功，該款項遂退回美國，並且一直保存在那裡，以賺取比德國更高的利息，直到斯圖嘎教會找到合式的會所為止。斯圖嘎教會繼續努力購買會所（證物三十一號），而被告等在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和校園團契出版社的《神人》（證物四十六號）二書出版以前，就已知道這事（校園團契出版社的賽阿先生在《神人》出版以前也已知道這事）（證物四十六號）。在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一書出版以前，斯圖嘎教會即找到一個合式的會所，一經要求，該筆款項即連本帶利收回。雖然那一次購買仍未能成交，該款項卻從此留在斯圖嘎教會，後來終於用來購買教會現今的會所。
達迪承認，這樣的事實並不指明對財務處理不當或欺騙（達迪，第八三五至八三七頁）。
法庭判定被告等作出該等陳述時，若非明知其虛假，即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艾伯特作證說，刊行言論指控別人財務處理不當，而不提出書面證據，這是不負責任的新聞報導（艾伯特，第二四二頁）。像這樣的書面證據，從未提出過（賽阿，第五冊，三○一至三○三頁）。
達迪承認，他從未就著這筆交易，接觸過任何斯圖嘎教會或安那翰教會的人（達迪，第八二六至八二七頁，八四○至八四一頁，八七五頁）。他指稱之消息的惟一來源是雷帕柏（Max Rapoport），而他知道這人和地方教會有衝突。「偽靈剖析會」曾警告達迪對從前會友的陳述要謹慎，並且要查核其他來源，以證實這些陳述的正確性（達迪，第八二四至八二六頁）。達迪並沒有這樣做。達迪有明顯的理由，懷疑雷帕柏任何報導的真實性與正確性（St.Amant V. Thompson[1968] 390 U.S. 727, 732, 20 L.Ed.2d 262, 267-268）。
達迪無法說服雷帕柏以宣誓書來證實所指稱的資料（達迪，第八六五頁；證物四十三號）。
賽阿承認沒有提出書面證據是這指控的主要破綻，並且提到這樣的聲稱乃是「誹謗」（證物四十二、四十一號）。賽阿不記得看過任何書面證據，也未要求過任何書面證據（賽阿，第五冊，三○一至三○三頁）。
十五、所有的被告都企圖向讀者傳達以上一切虛假的陳述，或者極度不顧可能傳達與讀者虛假及毀謗的意義。
所有專家的證詞，以及原告提供之達迪、亞歷山大、賽阿和布克裡的宣誓證詞，都支持這一點。
十六、以上所有虛假的陳述都是毀謗，因為這些陳述向讀者傳達，原告李常受與傅理門乃是「邪教」的領袖，安那翰教會是這樣的一個「邪教」。虛假的陳述也向讀者傳達，原告等從事以欺騙手法吸收新會友的計劃，攫取一些軟弱、易受攻擊的人，使他們完全被原告等征服；原告等利用恐懼和其他種種心理操縱和社會隔離技倆，控制地方教會會友生活的每一方面。被告之陳述又向讀者傳達，原告等教導一些原則，允許、鼓勵或原諒不道德的行為；原告等又為自己的利益，剝削別人的財物；尤有甚者，離開地方教會的人都遭受逼迫，飽受災禍的威脅。
這一點的支持是所有的專家證詞，《神人》一書的封面，以及美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上談到操縱心智的邪教時，引用到該書的封面，其上有原告李常受的名字，和一幅諷刺他的圖畫。
十七、原告李常受因著這些虛假與毀謗的陳述，遭受了忌恨、蔑視、譏嘲、辱罵；此外他五十多年來作為聖經執事的事業，也遭受嚴重而無法補救的傷害。他的名譽也遭受了嚴重而無可補救的破壞（Scott V.Times Mirror,[1919] 181 Cal 345,365）。此外，原告李常受因這些指控，並因知道他的家人和那些跟從他教訓的人，同樣遭受了忌恨、蔑視、譏嘲、辱罵，以及家庭關係受破壞，有些甚至被解雇，使他在情感上遭受了嚴重的痛苦（Douglas V.Janis,[1974] 43 Cal.App.3d 931,940和 Waite V.San Fernando Publishing Co., [1918] 178 Cal. 303,306）。復因原告李常受的妻子兒孫，由於李常受所受嚴重與無可補救的破壞，受到了傷害，使原告李常受進一步遭受了情感上的痛苦。
這件事由所有專家證人，現今會友的證詞和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得著證實（證物八十四號a與b）。
十八、五百萬美元是一筆合理的款項，賠償原告李常受所遭受的損害；這損害是由本案被告尼爾達迪和Schwengeler-Verlag所出版毀謗性的陳述所造成的。
十九、原告安那翰教會因不實毀謗的陳述，遭受了忌恨、蔑視、譏嘲、辱罵，就其作為基督徒教會的功能和地位而言，已經受到嚴重和無可補救的傷害（Vegod Corp.V.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 Inc.,[1979]25 Cal.3d 763, 770）；此外，安那翰教會因而失去了會友，及未來可能的會友和他們所帶來的益處；並使會友及其家人遭受忌恨、蔑視、譏嘲、辱罵。
二十、三百萬美元是一筆合理的款項，賠償原告安那翰教會所遭受的損害，這損害是由本案被告尼爾達迪和Schwengeler-Verlag所出版毀謗性的陳述所造成的。
二十一、原告傅理門因著虛假毀謗的陳述遭受了忌恨、蔑視、譏嘲、辱罵。此外，他二十多年來作為聖經執事的事業已遭受嚴重和不能補救的傷害。他的名譽也遭受了嚴重而無可補救的破壞。再者，原告傅理門因這些指控，並因知道他的家人和那些跟從他教訓的人，同樣遭受了忌恨、蔑視、譏嘲和辱罵，這使他在情感上遭受了嚴重的痛苦。此外，原告傅理門遭受損害，因他是惟一被這些出版物指名道姓的安那翰長老，是李常受以外惟一被指控的教會帶領人，也是在這些出版物所提的期間，惟一曾就讀富勒神學院的地方教會長老。原告傅理門情感上的痛苦還有一層，即因他的名譽遭到嚴重和無可補救的破壞，使他的妻子兒孫也同時受害。
二十二、五十萬美元是一筆合理的款項，賠償原告傅理門所遭受的損害；這損害是由本案被告尼爾達迪和Schwengeler-Verlag所出版毀謗性的陳述所造成的。
二十三、本庭判定原告沒有一位是出名人物（Gertz V. Welch,[1974]418 U.S.345,41 L.Ed.2d 808, 94 S.Ct. 2997; Hutchinson V.Proxmire,[1979] 443 U S.111,135, 61 L.Ed.2d 411, 91 S.Ct. 2675）。因此，按照Gertz V. Welch的原則，他們無須證明「確實的惡意」（明知其虛假或極度不顧虛實），來取得補償性賠款。但是根據前述Gertz V. Welch的原則，原告必須證明「確實的惡意」，才能取得懲罰性賠款。原告等在此次審理聽證開始時即指明，他們要證實「確實的惡意」；他們確實這樣作了，本庭也感到滿意。證據顯示，每次被告聲稱要引用李常受的話，事實上幾乎都是斷章取義，加以曲解，為要達到預定的結果或結論。這由原告等的證詞和梅爾敦博士（記錄第十六、十八、二十三、四十六頁，四十八至四十九頁）、沙禮巴博士（記錄第一○九、一一四、一一七至一一八頁，一三五頁）、史達克博士（記錄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頁，一七一至一七四頁）以及葛逑思博士（記錄第一四一至一四二頁）的證詞得著證實。此外，證據又證實，被告等也曲解了洛夫蘭和史達克所寫宗教改宗的社會學模式，企圖捏造一套地方教會帶領人與會友以欺騙手法吸收新會友的理論，並聲稱這理論是根據原告李常受的教訓。該模式的作者之一史達克博士的證詞，是本庭相信被告是有計劃的故意的曲解（記錄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頁，一六九，一七一至一七二頁）（St.Amant V.Thompson [ 1968] 390 U.S. 727, 732, 20 L.Ed.2d 262, 267-8, 88 S.Ct. 1323）。不僅如此，達迪、亞歷山大、布克裡和賽阿的宣誓證詞證實，被告出版毀謗陳述時，有時候是明知其不實，有時候則為極度不顧事實真相。
二十四、本庭又判定，被告等出版上述書籍與原稿，乃是企圖騷擾、妨害、傷害原告等，並破壞三位原告的職事。
支持這判決的證據是，「偽靈剖析會」─達迪的僱主及共同作者，自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失去一些會友以來，就對地方教會有憎恨。米勒（James Miller）和共同創立「偽靈剖析會」的斯巴克（ Jack Sparks）都證實了這一點（斯巴克，第十六頁）。梅爾敦博士作證說，在這些對抗中，「偽靈剖析會」屈居第二（記錄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頁）。此外，書面證據與宣誓證詞揭露，校園團契知道自己與地方教會，在大學校園傳福音的事上，形成競爭的關係，又因為有人加入地方教會以致本身會員減少（賽阿，第四冊，四十七至四十八頁，五十八至五十九頁；第五冊，二八八頁；證物八十五號[前證物三八一、二四○號]），乃請求達迪和「偽靈剖析會」幫助，將「偽靈剖析會」前所出版的《神人》初版增加篇幅，增加了所謂「社會學」一節，該節包含以上大部分毀謗性的陳述（證物八十五號 [ 前證物三八三、三八四號]）。達迪應他們之請，提供校園團契一個「銷售宣傳」，說這本書「可以促使地方教會垮臺」（證物三十八號）。
證詞與書面證據也證實，被告與Schwengeler-Verlag斯圖嘎教會在出版倪柝聲的著作上有一段競爭歷史，也就請求達迪與「偽靈剖析會」幫助，試圖破壞教會的名聲。達迪在知情及有意下加入這項工作，要傷害（如果不是毀壞）原告等（以及全世界眾教會）的職事（證物三十八、四十號）。此外，Schwengeler-Verlag在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一書中插入一段廣告，宣傳稱一本論到瓊斯和人民廟堂的書，說：「這裡還有一本書，披露誘惑人者如何活動。」使人將該書與原告聯想在一起。這樣簡單地並列在一起，「蓄意」叫人想起「時代雜誌上一幅屍橫遍地的圖片」（記錄第一四七頁，葛逑思博士）。
從所有的證詞來看，「邪教」（Cult）一詞的傳統用法顯然已經改變，自一九七○年代中期，該詞有了新的涵意，即「對會員施以洗腦」（記錄第二十八頁），用欺騙手段吸收新會員（記錄第二十八頁），一個有害的邪惡團體，預備好要控制你，奪你的錢（記錄第一一三頁），傷害會員（記錄第二十頁），暗中破壞美國的價值觀（記錄第二十頁）。在當今的書中，「邪教」幾乎等於所有惡事的總和。由於曼森和瓊斯的形象普遍浮現於眾人的腦海中，我們一聽說某團體被稱為「邪教」，就立刻聯想到他們二人。
如梅爾敦博士所說：「在一九七○年代稱某人為邪教，就像在極端反共運動的時代稱別人為共產黨的同路人一樣。」（記錄第四十九頁）這樣的指控一旦成立，就留下污點，即使以後證明為完全錯誤，也無法洗脫。
本人贊同史達克的陳述：「如果被告等所作的只是寫一本書，攻擊李常受的神學，他們即使說了卑鄙的話，我們今天也不會在這裡，因為那在我們美國社會中是光明正大的。你可以那樣作。但是，你一旦指名道姓，提出事件，加以詆毀，說到性詐欺、錢財詐欺，甚至到一個地步，引用某人的神學陳述，來表達與那人所說完全相反的意義；那麼，我們就不是談論宗教，我們是談論事情的真相，談誹謗，談公正，談一整套的事物。」（記錄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
原告等所受的損害是無法由此訴訟除去的，但下面所裁決之懲罰性賠款，可以為原告等表白，並且防止其他類似的人，對原告等再蓄意發出不實的言論（Secord V. Schlachter,58 Fed.Supp.56-58[1983]）。
據此，本庭判定被告下列懲罰性賠款：
被告尼爾達迪付給原告李常受一百萬美元。
被告Schwengeler-Verlag付給原告李常受一百萬美元。
被告尼爾達迪付給原告安那翰教會五十萬美元。
被告Schwengeler-Verlag付給原告安那翰教會五十萬美元。
被告尼爾達迪付給原告傅理門二十萬美元。
被告Schwengeler-Verlag付給原告傅理門二十萬美元。
日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高等法院現任法官瑟瑞尼（Leon Seyran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