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毒瘤》〈二〉


戳穿謊言之二:地方教會與政治、政黨無關

謊言之二

蔣氏在《毒》書中稱:李常受在政治上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在上海解放前一段時間裡,提出以「福音消滅革命」的口號,積極奔走。一九四九年初,李常受經上海市國民黨當局批准,親自率領數百名教徒,身穿縫著大字標語的白布背心,在上海繁華街道舉行所謂「白衣遊行」,詆毀人民解放戰爭,宣傳上海將要「毀滅」。他們以「躲避教難」為名,號召教徒把私人財產全部交給教會。李常受造謠宣傳說:「共產黨來了什麼都要分掉。各位弟兄如果早把土地、財物統統交給主,放在天國,既不會被共產黨分掉,更能使神喜悅。現在共產黨快到上海來了,教難就要來了,你們該怎樣才能避免教難,使神喜悅呢?」還說:「今天若不交出來給神用,如果共產黨來了,就要交給共產黨拿去分掉。」在他的宣傳鼓動下,有些教徒「交出來」的財物共折合五十多萬美元。(《毒》書 頁27~28)

戳穿謊言之二

《毒》書作者為了得出其「李常受在政治上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結論,蓄意篡改歷史,編造事實,甚至無中生有。《毒》書中引用很多帶引號的話語以說明這些是李常受說過的言論。但書中並未指出這些言論的出處,使讀者根本無從查證。我們本著對讀者負責的態度,查閱了李常受在國共內戰期間所釋放的信息和出版物,但沒有發現任何《毒》書中所引用的字句。實際上,從李常受和地方教會的一貫政治立場來看,他也不可能發表那樣的言論。

地方教會與政治、政黨無關

1、地方教會對政權和政治的態度

在此我們願意就地方教會的政治立場稍作說明。首先,地方教會對政治和政權的態度和實行乃是完全並絕對地遵照聖經的教導。基督的國與地上的政權無分無關(約十八16)。教會從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也不直接與任何政治黨派發生關係,若有,那是信徒個人的,絕不能代表教會。我們純粹是一個基督信仰團體,不敵視任何政治黨派,無論這黨派是共產黨、國民黨,還是民主黨、共和黨。其次,我們服從掌權者的權柄。因為聖經告訴我們「在上有權柄的,人人都當服從,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從神來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設立的」(羅十三1)。我們服從掌權者實乃是服從神。再次,教會不干涉信徒個人的政治立場。無論是哪一個黨派的成員,在教會裡都是平等的。最後,信徒個人無論在禱告、在會中發言或書信中都有表達自己意願的自由,地方教會不會進行干涉,也無權干涉。有關地方教會政治立場的詳細論述,請看本書附件二《教會對政權和政治的態度》。

2、「 白衣遊行 」是「 福音遊行 」,而不是「 反戰遊行 」

《毒》書作者在書中寫道:「1949年初,李常受經上海市國民黨當局批准,親自率領數百教徒,身穿縫著大字標語的白布背心,在上海繁華街道舉行所謂『白衣遊行』,詆毀人民解放戰爭,宣傳上海將要『毀滅』。」用以說明李常受與國民黨合作,反對人民解放戰爭。

蔣氏所謂的「白衣遊行」實際上是地方教會經常實行的「福音遊行」。這種「福音遊行」在地方教會歷史的一開始就在福州實行過,後在南京、上海實行,在地方教會發展到台灣、美國後,也在台灣、美國經常實行。例如,在1998年5月,在台灣,台北市教會就有一次兩萬人的福音大遊行。這種「福音遊行」的目的完全與政治無關,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反戰遊行,更談不上什麼「詆毀人民解放戰爭」。它的目的完全是宗教性質的,是為了傳揚福音、造福人群。關於上海「福音遊行」這段歷史事實,請看當時在上海教會服事的張錫康弟兄的記述:

「四八年上海教會復興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弟兄姊妹將所是,所存,所作交給教會,第二件事就是到大專院校去傳福音,第三件事就是蓋新會所,第四件事就是全體弟兄姊妹身穿福音背心排隊到馬路上去傳福音,外人稱我們『白衣遊行』,因為福音背心是用白布做的,上面寫上福音字句。穿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的作法早在一九二二年在福州第一次復興時就有了。那時有許多弟兄一同穿上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倪柝聲弟兄,陸忠信、魏光禧、繆受訓、王載等弟兄們都這樣做過。四八年上海教會復興的同時,南京教會也復興起來了。南京教會有一位姓張的弟兄第一次穿著福音背心在(南京)街頭上傳福音,圍觀的人很多,也有許多人信了主。以後在南京的弟兄姊妹學著張弟兄的樣子一同穿上了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這是所謂的『白衣遊行』的開始,是在南京還不是在上海。以後,李常受弟兄將南京教會弟兄姊妹穿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的經驗介紹到上海來以後,上海的弟兄姊妹就積極準備一切用品,買白布托姊妹們做背心,弟兄們寫上福音字句,如『信耶穌得永生』『耶穌是萬人的救主』等等。鄒腓利弟兄又畫了許多福音漫畫。教會又買了大銅鼓、小銅鼓、喇叭、擴音器、水壺、做了許多福音小旗準備上馬路列隊傳福音之用。當時約有二三百位弟兄姐妹參加,分為一個大隊,三個小隊,大隊長是萬紹祖,三個小隊長,一個是何廣濤,一個是孫務信,一個是我。李常受弟兄,張愚之弟兄是總指揮。第一次大規模的穿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是在四八年下半年,因為怕沿路警察的干預,請谷弟兄和警察局事先打個招呼。隊伍從南陽路145號出發,前面一位拿了一張大的「福音」旗子,後面是銅鼓、喇叭、漫畫隊伍,接著是弟兄姐妹都穿上福音背心,手拿小旗子,唱著『需要耶穌!』『需要耶穌!』『人人都需要耶穌!』的福音詩歌,喊著口號『上海人哪!趕快悔改,罪惡不去,平安不來!』『信耶穌得永生!』一邊走,一邊唱,一邊喊口號,一邊分福音單張。在福音單張上印有『晚上請到南陽路145號來聽福音』。」

從以上記述的事實可知,上海的「白衣遊行」(福音遊行)是在1948年下半年舉行的,《毒》書作者捏造事實,擅自將它改為1949年初,這絕非無心之過。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9年初,上海正面臨解放軍渡江的威脅,有可能被「毀滅」。這時與國民黨當局「勾結」舉行遊行,「當然」是要「詆毀人民解放戰爭」,「躲避教難」了。然而,1948年下半年,國共內戰正烈,遼沈戰役尚未結束,雙方正準備逐鹿中原,鹿死誰手尚屬未定之天。此時上海怎麼可能面臨「毀滅」?誰又需要「躲避教難」?可見蔣氏把「白衣遊行」時間推後,無非是想將其與政治掛鉤,好對李常受落井下石而已。蔣氏這一污蔑伎倆在《毒》書中多次運用,以達到其混淆視聽、陷人於罪的目的。

3、「 福音遊行 」需經行政當局的批准

我們還需要特別指出,當年在上海的遊行確實經過上海市國民黨當局批准。然而,這並不能說明李常受敵視共產黨。因為國民黨是當時中國上海的執政黨,地方教會本於尊重法律的原則,向國民黨當局申請合法遊行乃是理所當然的。地方教會如今在全世界近百個國家都合法存在,如果舉行遊行,也會尊重當地法律,向有關當局申請批准。同樣原則,假如在中國某地的地方教會要舉行福音遊行,也一定需要向當地政府申請批准。值得一提的是,遍佈全球的三千多處地方教會,只有為傳揚福音舉行「福音遊行」,從未有過抗議政府、反對政府的示威遊行,這是有史可查的。這是地方教會根據聖經教訓而有的一貫原則和實行。如果今天有地方教會在大陸非法遊行,這一定是有人假借地方教會之名或者是有人栽贓陷害。

4、是愛心的奉獻,而不是為「 躲避教難 」

《毒》書中攻擊李常受以「共產黨要來分掉財產」為由,鼓動教徒交出個人財物。事實上,聖經中記載,從第一世紀教會一產生時,就有信徒自願奉獻財物、凡物公用的實行(徒二44)。上海教會自1947開始有了很大的復興。從蓋新會所到傳福音都在財物上有很大的需要。弟兄姊妹出於對神在地上復興的熱情,自願盡自己的力量在財物上對教會有所幫助。這完全是出於對神和神的教會的愛,與共產黨的來不來沒有任何關係。蔣氏硬把二者扯在一起,無非是想達到指控「李常受在政治上敵視共產黨」的目的而已。我們在這裡順便提一下,信仰基督的個人或團體,自願將財物、時間、精力奉獻給教會,乃是遵從聖經的教導,與政治完全沒有關係。不僅地方教會有這樣的實行,全世界大多數的基督教團體都有類似實行。

倪柝聲、李常受等人愛主、愛教會,身體力行,自己率先這樣作,也鼓勵教會中的信徒這樣作,但他們從來不勉強、不強迫別人這樣作。這是他們實行教會生活的原則。

5、李常受因愛主、奉獻、傳福音

所受誣陷及迫害的歷史

(1)、被日本憲兵疑為「 復興中華 」,身陷囹圄,幾至喪命

如上所述,李常受早在一九四三年日本佔領煙台時就曾經如此實行,並為此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入獄。對於這段歷史,李常受在《歷史與啟示》一書中回憶道:

(當時煙台教會的基督徒將他們自己的財產奉獻出來,將自己奉獻出來給教會,為著福音開展而移民)這個「消息傳出去,轟動全城,立即引起日本憲兵隊的注意。他們天天調查我們,特別調查我到底是什麼人,調查了兩、三個月之久。」一九四三年五月「我被日本人下監一個月,經拷打、審訊、多方的折磨,回來後生了嚴重的肺病,病了二年半。」

在那次被捕的過程中,他還回憶道:

「日本人就以為我是為國家工作的。他們就是要察看我,是不是掛著基督教的牌子為國家效力,以國家為重。」「後來又試驗我:你為什麼叫那個大會作復興會?他們懷疑我是要復興中華。我就慢慢告訴他們,我們的教會凡事都照著聖經,在各公會是叫『奮興會』,這個在聖經裡是沒有的;聖經是說『復興』。那天他桌子上正好有一本先前我送給他的聖經,他馬上把聖經丟給我,要我證明聖經哪裡說到『復興』。我一翻就翻到哈巴谷三章二節,我指給他看:『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我說,就是這個復興。那才把他完全征服了。他想聖經有一千多面,他問我一個詞,我一下子就翻出來,證明我實在是個神迷,只懂聖經。這才了事。」

(2)、被國民黨情治單位疑為「 秘密共產黨 」

一九四九年李常受到了台灣,由於上街搞「白衣遊行」,開福音大會也被當時的國民黨情治單位所懷疑,對這段歷史他在《歷史與啟示》一書中回憶道: 

「等我來到台灣,基督教的人造謠說我是秘密共產黨,所以政府情治單位非常注意我。經過調查,他們才清楚我是一個『神迷』,對別的事沒有興趣,整天只知道教會。」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我到高雄,一位弟兄來問我:『聽說台北的會所,昨天一下逮捕了二百位聖徒,都是共產黨。』我說,『昨天我還在那裡講道,沒有看見這回事。』這完全是造謠。」

「一九五二或五三年,我到菲律賓,住在一位弟兄家。我剛到這位弟兄家,一位華僑界有點身份的朋友,打電話給他們,問他們知道不知道有位李常受是傳教的今天來到馬尼拉。這位弟兄的家人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他剛接到台北的電報,要他調查這位姓李的傳道人。弟兄的家人就告訴他:『李先生是道道地地傳耶穌的,在我們家裡住了許多時日,回台北後才又回到這裡,你快快弄清楚吧。』這也是謠言引起的。」

(3)、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疑為「 地下共產黨 」

一九六二年,李常受移民到美國,由於傳福音同樣招致美國政府的懷疑和調查,他在《歷史與啟示》一書中回憶道:

「我到美國初期,非常奇妙,主並沒有開中國人的門,都是帶我去見美國人。一地又一地,我都住在美國人的家裡,而且都是他們把我介紹給其他人,陸續邀請我去交通。不久,謠言從某公會傳來,說,『李某人是中國人,講的是東方哲學,和美國基督教講的不同,你們不要聽。』以後,他們更傳言我是地下共產黨。大約過了四、五年,有一天美國聯邦調查局,派了兩位西裝筆挺的人到我家訪問。他們說,『請你安心,沒有什麼事,我們不過是到這裡看看你。』然後他們說,『有人說你是共產黨,可是我們未來之先,已經分別和美國籍、中國籍的基督徒談過話,他們都見證你是正正派派的傳道人,沒有問題。然而,因著我們職務在身,必須來看看你和你的家,現在我們知道你一點也沒有問題。』我不在家時,最小的女兒也曾經接到聯邦調查局打來的電話,詢問我是否加入共產黨,和他們合作。」

「我稍微舉這些例子,是要你們知道,有許多人造謠攻擊我。我一生蒙主恩典,享受主的祝福,但是卻常遭無妄之災;到處有人調查我,那些調查我的文件報告成堆。」

(4)、被《毒》書作者誣陷為「以福音消滅革命」

通過歷史的回憶,綜觀李常受的一生,可以確定他是清心熱愛耶穌基督的人,是熱心傳揚福音的人,是從不涉及政治的人。而這樣一個人,卻往往被人誤會、被人懷疑,被認為他是有政治企圖、政治目的。日本人懷疑他傳福音是為中國抗日政府作事,他到台灣和美國,台灣當局和美國政府也懷疑他傳福音是為中國共產黨作事。而這樣一個人,蔣氏在他的《毒》書中,卻指責他敵視中國共產黨,是用「福音消滅革命」的人。由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看出,蔣氏在他的《毒》書中所編造的是莫須有的罪名,是違背歷史事實的。